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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经济政策应立足于激活民间创业创新活力

2018-11-06 09:28:59

下步经济政策应立足于激活民间创业创新活力

和今年的冬天一样,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得比往年要晚。对于姗姗来迟的这个会议,人们自然期待它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盎然春意。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不久,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出的消息表明,2012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联想到更早些时候,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政策的预调与微调,以及货币当局随即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会前人们不禁猜测,在欧盟主权债务危机阴霾未消、世界经济复苏高度不确定、出口形势日趋严峻、经济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的大背景下,中央到底会如何为下一年经济工作重心定调。  而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落幕,“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字当头,有所图“进”,考虑到明年作为换届年的大氛围,这样的总基调应该说是情理之中。会议还提出了5大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并且强调“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由此来看,“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控制通货膨胀水平”仍然是得到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  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协调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不容易。近的一次事例便是2008年底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保增长”措施所带来的巨大通货膨胀压力,它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去年开始一步步收紧货币,直到近,通货膨胀才呈现出回落态势。然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又成为了新的问题,如果不能找到导致这一宏观经济两难的根源,很难说两者的关系不会进入新一轮循环。  其实,经济增长速度有起有落是再正常不过的,经济周期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从来就是存在的,也许,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经济的大起大落。从中国经济近4年的季度数据来看,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CPI指数,大起大落的问题确实存在。而在这种大起大落背后,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说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其本意是希望能够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如果拿捏不好政策实施的时间、力度和效果,反而会成为加大经济波动的力量。  选择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策目标可能并不妥当,因为经济周期的出现是追求效率的企业家调整投资决策的必然产物。经济周期不但不可能被平滑,而且,人为政策反而会削弱企业的自我调整能力而延缓调整的时间。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效率远比经济增长速度来得更重要。正如一些学者通过计算所发现的那样,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便徘徊不前了,这正是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郑重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所在。  “又好又快”的结果固然为人们所乐见,但我们并无理由对这种情形的出现抱侥幸心态,多数时候它们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据估算,年间,政府新增投资计划带来的额外新增投资对于G DP增长的贡献大概在50%左右。然而,有研究认为,2008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整体上并不呈现短缺状态。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随后两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资源误配及效率损失无疑将十分可观。倘若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未能有效改善中国经济供给能力,以及由此不能获得足够的税收增长来补偿这一投资成本,那么,这一巨额投资只会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增添令人忧虑的变数与风险。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以为,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发挥蕴藏在社会中的企业家才能,让真正有创业创新活力的人群即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来负责如何进行投资的决策。要让企业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关键则在于政府要创造有利的宏微观政策环境。笔者把一个有利于激活民间创业创新活力的宏微观政策环境概括为以下十二个字,即“守住货币、收紧财政、放开进入”。  “守住货币”是指货币的投放要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既要避免货币投放过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也要避免货币收得过紧,导致流动性不足而影响企业获得正常经营所需的资金。在2008年至2011年间,中国广义货币M 2的增长轨迹像过山车一样剧烈波动,按月度数据看,从2008年10月的15.02%加速到2009年11月的29.74%,随后又一路跌落到上个月的12.7%。这样急剧变化的货币环境无疑会令企业家无从适应,从而干扰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此外,货币当局长期以来主要倚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投放,事实证明这种操作效果并不理想。未来几年应逐步转向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可考虑在设定合理的目标利率的前提下,依据泰勒规则来调整名义利率水平,而合理的目标利率则应定在能大幅缓解当前严重信贷配给现象的正水平上。  “收紧财政”则具有宏微观的双重含义。从宏观上看,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是财政政策的被动反应,因此,财政支出的快速扩张必然转变为基于信贷扩张的货币加速投放。鉴于资本项开支是近年来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主因,收紧财政的关键在于保持政府日常项目支出稳定的同时收紧投资支出,从而切断货币投放倒逼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可考虑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力度,进一步降低社会的税负总水平。从微观上看,政府(包括国有企业)的大量资本性支出直接形成政府与民争利的局面。政府加大国有企业分红力度、减少财政的资本性支出,必将扩大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  “放开进入”主要是政府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微观上不再给企业家设置不必要的市场进入障碍。只有加快落实不久前召开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议上提出的若干举措,彻底打破行政垄断,让民营资本能够自由进入到各个行业领域,尤其是电信、银行、能源、交通等目前几乎完全被国有资本所垄断的服务性领域,中国民间所蕴含的创业创新活力才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并进而转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强大动力。这应该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抓改革”的重点领域。  总之,我更愿意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透出的政策取向:通过“抓改革”来“调结构”,在此基础上“稳增长”和“控物价”,并进而“惠民生”和“促和谐”。明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化解各种经济矛盾的关键一年,时不我待,唯有高举改革大旗,落实改革举措,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新局面。(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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